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愈加激烈，但应对气候变化、加快能源转型仍是全球公共议题中一项国际基本共识。在11月中美联合发表的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中，两国表示支持G20峰会领导人宣言中关于“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的目标。这意味着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85%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80%贸易额的经济体、接近全球碳排放80%的国家和地区，均已认同并将继续采取努力，加快推进全球能源清洁转型。

COP28大会中一项重要议程，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各项进展进行“清查盘点”，这也是2015年《巴黎协定》以来的首次全面评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特别是中国当前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煤电机组保有国这一事实，往往被西方社会片面剪裁、任意曲解，并且西方社会以此为由向中国施压，采取更为激进的“双碳”行动。然而，倘若对中国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快能源转型方面的努力和实际成效进行盘点，可以发现，中国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积极稳妥推动能源清洁转型的力量。中国以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主线的能源清洁转型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

（来源：中能传媒研究院 作者：苗中泉 菅泳仿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 从两个维度盘点中国在加快能源转型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中国的能源转型立足于内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积极稳妥推进，已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领跑者”。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大投资、大发展，与国内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探索新型工业化路子、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

中国是2015年以来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最多的国家。截至2022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为3381吉瓦，其中1160吉瓦在中国，占比高达34.3%。聚焦中国国内：2015年初，中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13.6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4.5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33.3%。截至2023年9月底，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达到13.8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4.2亿千瓦，风电装机4亿千瓦，光伏装机5.2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0.4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达到49.6%。在8年多的时间中，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相当于2022年底德国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4倍。

与实际装机容量相匹配，中国也是当前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家。彭博新能源财经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能源转型投资的最大贡献者，累计投资规模达到全球总规模的一半，远远超出排在第二位的美国。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规模（含风光可再生能源、储能、交通电气化、氢能、核能、CCUS等）超过1.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接近6000亿美元，远超过欧盟（1800亿美元）和美国（1400亿美元）。

在推进国内可再生能源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建成了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能源产业供应链，发展出一大批先进能源企业。特别是在风能和光伏领域，中国能源企业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就竞争力而言，当前全球十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中，有六家来自中国；全球十大光伏组件制造商中，八家来自中国。就产能而言，中国企业供应了全球光伏电池产能的三分之二、光伏晶片的95%、风力涡轮机的一半。就技术先进性而言，中国企业海上风力发电和下一代光伏技术的知识产权竞争力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在关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矿物（包括铜、稀土、镍等）的加工炼化方面，也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构成了上下游一体化的完整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供应链。

依托比较优势，中国能源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可再生能源业务，并逐渐从国际能源市场的追随者，成长为若干领域的领跑者，掌握行业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引领转型发展的话语权。主要能源企业不断优化业务拓展模式，丰富相关业务内容，通过协议许可、企业联盟、兼并收购、绿地投资等方式，将中国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工程技术、管理经验、运维规范、咨询设计、重大装备创新等成果扩散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既实现了企业自身沿着国际能源产业价值链U型曲线不断向两侧升级，也为项目标的国家带去了世界一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果，还在客观上成为了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方案在全球传播的主要载体。同时，海外可再生能源拓展事业，培养、锻炼了中国能源领域一流的国际化人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相较中国国内更为多变和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这些“财富”，输送回国内，有助于在海外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国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之间实现良性循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国家“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

另一方面，得益于在全球能源产业、制造业领域的供应链优势，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也给其他国家带来显著的“正外部性”。借助“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倡议和相关合作平台，不断崛起的中国能源企业在海外大力拓展可再生能源业务，在满足相关国家能源转型投资需求、完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相关技术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加快实现温控目标的支柱性力量，成为落实G20领导人峰会宣言关于全球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目标的核心角色。

从投资规模上看，据国际机构不完全统计数据，中国主要企业在2015—2023年期间，投资海外可再生能源的总规模达到311亿美元；并且还有13个签约项目、至少78亿美元的新增投资将在2024—2030年间落地。国际能源署预计，要实现到2050年全球净零排放的目标，2026—2030年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需要达到5730亿美元，年均接近1150亿美元。在全球经济形势持续疲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均面临较大通货膨胀压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被认为来自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进的能源绿色转型大规模投资导致的“绿色通胀”）的情形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无疑将根据市场的逻辑有效填补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绿色投资“赤字”，更好地优化转型资源配置。

从建设成就上看，主要依托“一带一路”，中国主要企业的海外能源项目尤其是电力项目在过去十年中发展迅猛。中国企业在海外已经竣工包括风能、太阳能、水电等在内的199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接近“一带一路”项目总数的七成，装机容量接近“一带一路”电力项目总装机的四成。在新建产能项目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较十年前上涨了30个百分点。巴西美丽山±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巴基斯坦卡拉奇K-2和K-3核电站项目、卡洛特水电站、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项目、阿根廷高查瑞光伏电站项目、黑山莫祖拉风电项目等，均已成为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可再生能源的标志性工程，为当地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清洁转型提供了可靠支撑。

二 尽管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可观，但必须正视越来越复杂难料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设定的净零情景，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用于能源转型的总投资，需要达到当前水平的三倍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主要经济体不因其他政治考量而中断或逆转碳减排的进程，在剩下的7年中，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电网韧性改造、CCUS、储能、交通电气化等在内的全球能源转型业务，仍将拥有极大的增长空间。中国能源企业已经占据了海外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导优势，今后在可预见时段内，这一优势仍将有望继续保持。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当前乌克兰危机持续进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趋于激化、全球经济持续震荡的环境下，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可再生能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可忽视的“障碍”或风险。

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对外来投资的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势头不减。中国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为主的能源企业拓展海外重大能源项目的过程中，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安全审查门槛收紧、难度增大。甚至在若干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蓄意针对、打压中国能源企业的现象。

另一方面，相关标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晦暗不明，不可避免地给中国能源企业投资建设的大型新能源项目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投资风险显著上升。

此外，还应注意，经过多年的大力拓展，中国能源企业以水电、风电、光伏电站建设为主的海外可再生能源业务事实上已经呈现阶段性“红海”竞争特点，很多重大建设项目往往变成几家中国企业之间的“内斗”。这与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太过集中于水电、光伏、风电工程等业务，而在输配电网、并网运维服务等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紧密相关的其他业务领域的多元拓展不足紧密相关。更甚至在氢能产业、储能业务、CCUS等方面的海外拓展方面，基本仍处于起步阶段。

三 充分做好战略优化应成为下一步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可再生能源业务的头号要求

面向全球净零排放的未来场景，中国能源企业持续大力拓展海外可再生能源业务，既是支撑国家履行大国责任的直接表现，也是中国能源企业抓住行业机遇、持续发展壮大的客观要求。下一步，中国能源企业在开拓海外可再生能源业务的过程中，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战略优化。

一是做好内部变革。特别是以国有独资或控股为主的大型能源企业，应根据海外可再生能源项目普遍“小而美”的特点，优化项目发掘、追踪、投融资、考核等相关机制，纠正以往更加关注大项目的倾向，切忌贪大求全。

二是注重研究先行。面对复杂的国际能源政治经济形势，大型能源企业拓展海外项目应逐渐扭转以往重项目、轻研究的局面，坚持审慎的主基调，更加强调风险意识，做足与权威咨询机构、标的国家相关智库的充分互动。要将宏观政治经济不确定性与具体项目的投资收益风险分析结合起来，在海外业务布局动态调整、重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与优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完善，打造海外能源“智库+项目”一体化协同发展体系。